报告显示，2015年我国手机网民占整体网民比例的90.1%。

 　　近日，互联网信息中心（CNNIC）发布了第37次《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》（以下简称《报告》）。作为延续性数据统计活动，《报告》为中国互联网发展趋势勾画出清晰的轮廓。
移动互联网生态取代传统互联网

　　据统计，2015年中国网民共6.88亿人，手机网民规模为6.02亿人，手机上网人群已经占到了90.1%；新增网民数量为3951万人，新增手机网民6303万人；全年新增网民中，上网工具为手机的比率达到70.5%。这三组数据表明，随着新增网民和老网民使用习惯的改变，手机网民的规模将基本上等同于整体网民规模。

　　与此同时，移动网络基础设施更趋完善，通过3G/4G上网比例达到88.8%，城市WiFi无线网络接入率达到91.8%。在终端应用方面，网上支付用户规模达到了4.16亿，其中手机网上支付用户规模达到3.58亿，占比达到86.1%，同时手机支付的增长率为64.5%，仍然处于急速发展期。在2015年，在线教育用户规模达1.1亿人，互联网医疗用户为1.52亿，网络预约出租车规模为9664万人，网络预约专车规模为2165万人。

　　因此，从总体规模、基础设施、终端业务等各个环节上来看，已经形成了一个伴随个人生活的强黏性闭环，构成了基于移动互联网的产业生态、商业生态、社会生活生态。可以毫不夸张地说，传统互联网上已经展开的业务，都能够在移动互联网上找到和它相对应的业务；而移动互联网已经展开的各类创新业务，则有可能无法在传统互联网生态环境中生存。对于一个移动互联网时代的使用者（包括企业、平台商、用户）来说，已经可以离开传统互联网展开各类业务活动而不受到任何影响。移动互联生态取代传统互联生态，已经是个在短时间内不可改变的既成事实。

移动互联网应用更加普及

　　从即时通信、搜索引擎、网上支付、在线医疗、在线教育等近20项应用类别的统计数据来看，移动互联网应用依然保持着两位数的高速增长（除了即时通信9.8%），个人应用环境的移动化趋势仍然在继续，而且由于移动支付的爆发式增长（64.5%），更带动了网络购物、网上银行、旅行预订、手机炒股等应用爆发式成长，并将加速各类创新应用形成业务闭环。今年《报告》首次统计了在线教育的移动应用率（8.6%），虽然单个数据不能反映太多的问题，但是结合新增网民中71.5%的首次上网工具为手机、46.1%的新增网民年龄在19岁以下、学生群体人数占比达到46.4%这三条数据，可以看出，面向初、中等移动互联网教育的业务依然有着极其广阔的市场空间，存在着爆发式发展的可能性。

　　与此同时，2015年是国家关于互联网政策密集出台的年份，“互联网+”“云计算”“物联网”“大数据”“中国制造2025”等概念也逐渐从政府政策进入企业认知和战略行为中，50%的企业对于“云计算”“物联网”“大数据”的认识有了显著提升，75.3%的企业已经展开了微信营销推广活动。“互联网+”在市场经济环境、行业前景、销售、采购和人才五大方面被广泛认可，企业内部的“互联网+”运营革新正在稳步进行。

文化服务进一步转向“移动化、生活化”

　　传统文化企业的信息化水平基础较差，目前的“互联网+文化”战略依然处在探索碰撞期。通过对《报告》内容的宏观把握，可以看出，当下移动互联网生态逐步取代传统互联网生态，成为当代社会生产生活的主流方式。由于移动互联网和传统互联网依然存在着业务模式、基础架构、应用场景的明显不同，那么传统文化企业在传统互联网中的缺陷，不会严重影响移动互联网环境上的发展。也就是在新的竞争环境下，文化企业与其他企业能够处在一个相对公平的环境，也使得文化企业能够得到“弯道超车、跨越发展”的战略机遇。特别是，文化企业作为服务型企业，直接面向消费者，而由于手机等移动设备是目前的最佳个人数据收集工具，因此把移动互联网作为发展的主要任务，可以有效搜集大规模的个人应用数据信息，从而构造基于大数据的前沿业务体系，利用云计算的体系架构和人工智能的相关技术，构建出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利己市场，形成自己在信息业务领域的核心竞争力。因此，我们可以明确提出，未来文化企业的“互联网+”战略应该是“移动互联网+”战略，即把建设移动端的信息系统、应用业务、一站式服务作为信息建设的首要目标和任务。

　　2015年，《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》公布之后，提高公共文化服务的覆盖能力，提升公共文化服务的效能成为了主要的工作点。但是，由于广大人民群众的工作流动性、时间碎片性和兴趣专注分散等原因，现有的基础设施架构依然无法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，所以，未来需要将提高公共文化服务的便捷性作为最为重要的工作来做。由于移动业务的泛在性，更适合将公共文化服务融入到群众的日常生活中，而且在移动互联网环境下，一定要充分利用移动设备的数据搜集优势，将单向的“拉式服务”转变为“双向式互动服务”。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已有数字化基础设施体系的效能，创造出公共文化服务的新模式、新内容、新形式。